吴大观 （1916－20**）航空发动机专家。江苏镇江人。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１９４２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１９４４年赴美国，先后在莱可敏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普拉特惠特尼（普惠）公司实习。１９４７年回国。曾任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广州分厂技术员、北京大学讲师、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工程师。
建国后，历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科长、处长，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设计室主任、总工程师，中国航空研究院发动机研究所副所长，西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副厂长，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常委、高级工程师，中国航空学会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年3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93岁。
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的仿制和自行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爱岗敬业、淡泊名利，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振兴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的领导下，制造出了涡扇5（ws-5）涡扇6（ws-6）涡轮风扇发动机，并为昆仑发动机和太行发动机的定型起了很大影响。
“由修理到制造，我们的道路要这样开始。”
“人生的道路是舍与而不是索求。” -----吴大观
20**年7月，央视、人民日报开始宣传吴大观的事迹。
吴大观-生平概况
吴大观[2]，航空发动机专家。原名吴蔚升，江苏镇江人。
1916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县（今镇江市）农村小商人家庭。自幼家境困难，常*借债度日。
1931－1937年，他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学习。
1937年，吴大观被保送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机械系。
1938年随校搬迁，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求学期间，他目睹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侵略行径，下决心走“航空救国”之路。读完机械系三年级，便申请转读航空系．
1942年8月毕业。他在大学期间，受到刘仙洲、王德荣、金希武等教授的教育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俭朴。
1944年，吴大观被选送到美国莱可敏航空发动机厂以设计试验工程师名义进行深造。在该厂学习期间，从零部件制图到整台发动机设计性能计算，从部件试验到整机试车，经过了系统的学习锻炼，仅用半年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他抱着抓紧学习的热望，先后掌握了齿轮工艺、工装夹具、刀具设计及其加工技术。而后，他又在美国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学习期间，他见到喷气发动机离心压气机叶轮和涡轮部件在车间加工，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当时研制航空涡轮发动机在美国尚属起步阶段。
1946年加入美国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成为该学会会员，他作为业余爱好者，开始研究喷气技术，这给他以后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吴大观在美期间，广泛接触公司各阶层人员，在技术领导、工程师、车间工人中广交朋友，并借此宣传中国。他两次被当地教堂请去做抗日战争中中国妇女的抗日活动和中国儿童教育的报告。他揭露日本侵略军蹂躏、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斗争精神。在美期间，他感到美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极大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拒绝美国有关单位的高薪聘任，
1947年3月毅然回到祖国。他没有带回贵重物品，仅有装满书籍和技术资料的两个箱子。他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吴大观回国后被安排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广州分厂做筹建厂工作。他看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已不可能再搞什么航空发动机行业，不得已愤然离职。
1948年，他来到北平（今北京市），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任专任讲师，讲授航空发动机设计及齿轮设计和加工两门新课，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在教书的同时，吴大观参加了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罢课罢教运动，参加演活报剧，做反蒋反内战的宣传。
1948年冬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将吴大观及其爱人、孩子和弟弟一家四口人送到解放区石家庄。吴大观从实践中认识到，发展航空唯有依*中国共产党。他到达解放区时，心情万分激动，对自己的爱人和弟弟说：“我们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的航空事业，祖国的繁荣昌盛全*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它而献身。”此后，聂荣臻亲切接见了他，鼓励他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从此，他走上了新的航空救国之路。
1948年12月，吴大观随解放北平的队伍，参加了入城接管矿冶研究所的工作。
1949年11月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
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他在局机关参加发动机生产管理，孜孜不倦地学习苏联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抓工厂生产管理先进典型，在局领导下组织各厂交流。在苏联援助下．
1956年，吴大观调到沈阳410厂组建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始设计我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动力发动机。经他和设计室副主任多次分析研究有利条件和存在难点后，决定利用410厂刚生产定型的涡喷5（苏BK—1）发动机为原准机，用相似定律进行缩型设计歼教1飞机的动力喷发1A发动机。此方案可利用410厂已有的锻铸毛坯、工装设备，不用增加任何新材料，就可制造出新的发动机。这是经济、风险最小的研制方法，也是研制周期最短、耗资最省、较有把握的设计方法。他以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广大工人日夜奋战了210天，经过20小时的持久试车，首批4台发动机研制成功。
1958年8月1日这4台发动机装在新设计的歼教—1飞机上试飞。这台装有喷发—1A发动机的国产喷气教练机试飞成功，标志着喷发—1A型发动机胜利诞生。飞机试飞的那一天，叶剑英、刘亚楼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庆祝大会。吴大观总结那段工作时说：“新设计发动机方案的选择，走什么途径，承担多大风险，是设计发动机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喷发—1A研制初步成功给新机研制闯出一条路子。这次初战告捷，他起了关键作用。
1959年9月，他负责设计、试制的红旗２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为此，航空工业局发来贺电。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设计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技术副所长，主持二所的发动机研制工作和试验基地的建设。吴大观努力探索发动机研制方法和研制程序的新路子，他多次出国考察，善于借鉴国外经验。他认为，研制发动机必须先抓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测试技术，鉴于在研制过程中有大量的部件验证和整台发动机调试，他向上级提出建议设计所必须建设相当规模的试验基地。经批准后，他在所内抽调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组建了试验设备设计室。他多次宣传“当前计算机技术虽然能解决发动机设计中很多难题，但是发动机最后设计成功，仍然*大量的发动机试验”这一观点。经国家批准，二所开始筹建0307试验基地，从而为发动机研制创造了必备的试验条件。在发动机试验工作中，吴大观还抓住另一个重要环节，即测试仪表和测试技术。他主张高精度的温度、压力、振动、应力测量传感器，都要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这样，即使受国际封锁，也不会因此影响发动机的正常研制。他抽调一批技术人员，组成仪表设计试验室和强度仪表试验室。在研制初期，为解决应力测量问题自制了各种应变片、水银引电器和滑环引电器。为了便于技术人员学习掌握电子技术，50年代末，吴大观把他从美国带回的6真空管长短波收音机拿出来，供他们装拆练习。六院二所成立后，吴大观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建立了测试仪表试验室，与试验设备配套使用。在试验基地，他不停地进行着大批发动机部件试验，为发动机研制立下了功劳。他反复强调，设计力量、材料工艺技术和试验设备是发动机研制的三大技术支柱，三者缺一不可。
1957—1965年，他访问了英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在第二研究设计所工作期间，他常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以所为家。长年的劳累，使他染上严重的眼疾。在吴大观左眼手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遭受摧残。从那以后，他的左眼永远失去了光明。
1961年，他两次给组织打报告，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未被批准。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缴。
1963年起每月多交党费100元，直到现在，30多年月月如此，累计多缴党费近4万元。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傻，多缴100元的党费，现在哪有人嫌钱多？”可他回答说：“我们国家穷，困难多，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多缴党费，我心里就踏实些，党给我的太多，我给党的太少，实在惭愧啊！”在沈阳的２０多年里，吴大观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和关心工人中的困难户，他常有三五十元或百元作为私人救济，帮助那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而自己却省吃俭用。
1971年，他补发了6000多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资，随即把4000多元交给了党组织。
1971年母亲在北京病危，急电催他回北京，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得到调试发动机的工作机会，他向组织上请求，为了工作暂不回去。他说：“弥补丢失的工作时间尚嫌不够，对母病更难以尽孝。”82岁的老母病故，他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1972年底，叶剑英受周总理委托，主持召开航空汇报会议，吴大观应邀来到北京。会议期间，叶剑英两次单独听取他的工作汇报。
1986年6月，吴大观任六○六所革委会主任，由于厂、所结合，每天要厂、所两边跑，工作过度劳累，他的心脏病复发。在疗养期间仍不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