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广州，我受聘于一家台湾老板开的公司，任管理部主任。管理部另一位主任是林小姐，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我负责业务，她负责行政，林小姐看上去20岁左右，矮矮的个儿，脸上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与沉稳。
第一天上班，我笑着请这位合作者多多指点，并说：“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这里没有朋友。”她冷漠而平静地说，“在公司里只有上司和下属，没有朋友。”
这话虽然不错，可是话语里冰冷的意味令人很不舒服。当老板让林小姐将工作移交给我时，她脸色很阴沉。刚刚走出国有企业来到南方的我第一次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好在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繁重的工作和严格的管理。我的热情很快赢得了同事们的好感，虽然大家上班时必须称“先生”、“小姐”，但私下里通常按广东人习惯在名字前加个“阿”字，我也成了“阿梅”。但是有一个例外：林小姐在任何时候只是“林小姐”——她被称为老板安插的“奸细”，所有人都对她敬而远之。
林小姐在执行老板的命令时，真是一丝不苟，上班迟到哪怕几秒种，她也毫不客气地请你在罚款单上签字。我和她虽然比邻而坐，却像两条跑道上的运动员，互不干扰又要暗暗较量。
公司有一条规定，上班时间不准打私人电话，接听电话不能超过3分钟，而老板在时，别说3分钟，最好一个字也别说。有一天林小姐接到她父亲的长途电话，我从未见她如此兴奋，一脸的娇憨与平时大相径庭。正说着，老板走了进来，林小姐愣在那里，拿听筒的手微微有些抖，却没有放下。我知道她一定舍不得挂断父亲的电话，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抓起刚写好的计划书，迎上老板，说要请示几个问题。等我从老板那里回来时，林小姐正望着已搁上的电话听筒发呆，眼里仍流露出笑意：“出来两年了，我真想回家看看。”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工作以外的话。我告诉她我懂得千里之外家人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并故意说：“在外面大家都不容易，能帮忙是应该的。”
“我知道大家都恨我，”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和你不一样，梅小姐，你上过大学，到哪里都行，可我只有高中毕业，又不漂亮，18岁出来打工，从一个打杂的到今天这个位置，你不知道有多难……哪怕没有一个朋友，我也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最后一句，她几乎是喃喃自语，眼里分明有泪花闪动。
老板回台湾度假前，吩咐印制一批业务用纸，并限定了价格，因为涉及业务用纸，所以由我和林小姐一起负责。老板走后，我们发现如果按这个价格印，纸的质量会很差，业务员也反映这种纸书写困难，客户有意见。但老板是个苛刻的人，林小姐坚持说不能违背他的意愿，接连几天打电话，谈了一家又一家印刷厂。眼看就要影响业务进度，我就自作主张选择了一家厂，虽然价格比老板规定的高了0.5分，但质量合乎要求。老板回来那天上午，我正好外出办事，下午走进办公室，就发现气氛凝重，每个人都神情严肃地埋头做事，而林小姐则趴在桌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一问，原来老板查询了这批纸，质量很满意，可一问价格顿时大发雷霆，他不容任何人解释，只问是谁的主意。林小姐说是她决定的，被老板叫去训了良久，一回来就趴在那里哭。我一听火了，转身要去找老板，被几个人拦住了。
“梅小姐，”林小姐抬起头，说，“别去了，你若和他吵起来，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可这不是你的错啊！”我领教过老板伤人自尊的训斥，看着她红肿的双眼，我心里很难过。
“我也同意了的。”她摇摇头，黯然道，“反正没有炒我，骂了就骂了。”这时，大家纷纷围过来安慰她，一致痛骂老板的蛮横，面对众人真诚的目光，林小姐含泪笑了。
不久以后，我终于在和老板的一次争执中愤而辞职，临走，几乎所有人都过来互道珍重——相处久了，彼此间有一种共患难的依恋之情，惟有林小姐埋头于大堆文件中。我和她都知道，老板最忌讳在职人员与离职人员接触。
可当我走出酒店大门时，林小姐却匆匆追来，递给我一张卡片：“梅小姐，这家公司里有我的同乡，你联系试试，或许有适合的工作。虽然我们不是朋友，可是……保重。”
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她，并祝她好运。我们不是朋友，可毕竟我们曾同行，20岁的年华，再冷漠的心灵也有真情的流露——在孤独漫长的旅程中，这种真情不仅令人难忘，令人感怀，也是人生最好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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