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合法化，这是多少摆摊一族的梦想，对于他们来说，这肯定是一件好事，而对于城管部门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件有利于他们工作的好事。虽然从表面上看，城管在遭遇摆摊合法化后会面临行政处罚减少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合理引导执法对象的经营，减少双方对立和冲突，这也是对执法成本的一种节约。
法学家何兵教授在广州发表演讲，高声呼吁“请把小摊贩合法化”。其着眼点有二：一是为解决城管与摊贩之间“猫捉老鼠”的荒诞危局，处于非法状态的小摊贩无异于过街老鼠，姑且不论城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小摊贩的合法化也许能够消融猫鼠互为天敌的冰冻状态，促成猫鼠进入相对平等的社会博弈空间；二是为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何兵推算，按台湾与大陆的人口比例，台湾有摊贩44万余人，大陆约在3000万——窃以为实际数目肯定要超出几许——合法化摊贩，让他们获得稳定安全的就业，这将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关于第二点，小摊贩的合法化，虽然能使这一工种从暧昧的灰色地带走到璀璨的阳光之下，能为其衍生一种微弱的自豪感；但就缓解就业形势而言，这充其量只能治标，难以治本——能治标亦不错，所以值得大力推行。重点还是第一点。将小摊贩合法化，就可以缓和城管权力对它们的强制与压迫，就可以缓和它们之间制度性的、阶级性的根深蒂固的矛盾？
也许，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先问一声：小摊贩为什么一直处于非法化的权力状态呢？
表面上，是小摊贩不守法度，在一些严禁摆摊叫卖的地段乱摆摊子，乱扔垃圾，破坏了市容市貌，破坏了城市文明。你要卖菜，为什么不到附近的菜市场租一个摊位合法买卖呢？往深里想，他们不是不想合法买卖，而是付不起菜市场正规摊位的昂贵租金。大城市的小摊贩一般都由外来人口充当，小县城则多为农村人口，在新中国向都市化高歌猛进的征途之上，他们是行走最为缓慢的一个群落。还是那句话，他们不是不想走快，而是实在走不快，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距，外来务工人员与都市土著的差距，穷人与富人的差距，以及后者对前者牢不可破的身份歧视，决定了他们步履蹒跚。所以，从本质上讲，小摊贩的非法化问题，就不仅是一个商业品德、文化素质与法治修养的问题，其后还隐藏了正严重阻碍中国前行的城市内战和贫富之战。
由是可知，小摊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如何被夸大。一方是穷人所组成的弱势群体，一方是权力者，甚至还与富人挂上钩。被夸大的矛盾引发了被夸大的仇恨。因为双方的象征性太过鲜明，一有火花，就足以爆出一场“制度性的、阶级性的”的地震。城管制度一直处于制度批判的最前沿，沦为民愤扫射的火力点，原因亦在于此。
事实上，这构成了城管制度的肉身不能承受之重。小摊贩的非法化，可以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哪是它一个政府的“私生子”所能解决的？如何兵教授所言，小摊贩合法化的要旨有三：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成立小摊贩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和约束；国家提供必要的制度规范和监督救济，协调摊贩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城管能在其中发挥几分效用呢？
说远了，回到我们的论题。在我看来，小摊贩的合法化，对小摊贩来讲，肯定是件好事情。对于城管制度，可就难说了。一方面，它的管理对象趋向合法化经营，可以降低其执法成本；另一方面，它赖以维生的行政处罚收入却有可能大大减少。
这就要说到制约城管制度健康成长的瓶颈。它之建构，虽然有一定的法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但从1997年诞生至今，一直妾身未明。上面说了，城管人员被称为政府的“私生子”，他们只有极少一部分属于公务员编制，因此其收入来源，政府拨款仅为少量，更多需要自身创收，这便决定了其性质，一半是单位，一半是企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城管局仿佛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合股，工作人员多劳多得，下手必然加倍狠辣。一旦作为他们创收源头之一的小摊贩们开始合法化，他们再也找不到行政处罚的理由，腰包瘪下来，还怎么生存？难道由此点燃对城管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火焰？如此，则幸甚。
最坏的情况则是下一种。城管根本不在乎小摊贩怎么合法化，反正他们长期以来的执法经验，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徘徊不定。按一位前城管的说法，如果城市环境仅仅是建立在暴力的管理之上，那为什么不干脆请黑社会去管理市容呢？如果依靠黑社会的暴力来生产城市文明，岂不是对“文明”的最大反讽？可惜这种反省无法唤醒大多数城管人员被禁锢的头脑。
从以上的两点忧虑来看，摆摊合法化对解决小贩与城管制度间激烈的矛盾可能作用并不大。这是一组矛盾，从小贩的角度来看，城管制度的改革也是必须推行的，让小商贩走到阳光下，这需要政策的扶持，而让小贩的经营得到合理的管理，这更需要城管制度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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