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结构的颠覆
源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特别是在加入WTO 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强劲增长，外贸依存度急剧攀升，1980年只有12.5%，2006 年达到65.51%，远高于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17%。与此同时，近10 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力量，而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5%，远低于世界平均值76％[1]。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沉重打击就此成为了中国经济衰退的导火索。要尽快使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困境,并长久避免外部经济的剧烈影响,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以内需为主，然而，由于消费率长期偏低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导致经济结构失调，一时难以形成围绕消费需求发展经济的良性增长格局。需要意识到的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需要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完成从出口拉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改变经济对外依赖性过高的局面，重振市场消费信心，扩大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尚需时日。
1.2 金融危机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金融风暴来袭的大环境下，实体经济受到重创，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大量的农民工面临失业和户籍的尴尬，朝不保夕，陆续返乡抑或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在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现状中，返乡的农民工毫无收入，为了维持生计，又有农业补贴的激励，多数要求重新获得原有的那份分给自己的农地。荒废的土地重新拾起相对容易，但对于那些在先前外出打工时将土地转包出去，目前尚未到期或是已布满作物的农地，要求在此时收回难免有些困难，人地矛盾就此升级，纠纷激增。那些年轻的农民打工一族，他们缺少务农的经验，看尽了都市的繁华，体验了都市人的便利生活和多彩的娱乐项目，他们在失业返乡后面对大片的黄土地所表现出的意兴索然，暗自伤神和向往着城市生活的心情，促使他们又一次地怀着一线的希望在城市里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但多数仍是在温饱的边缘挣扎，成为游离于城市边缘的极不稳定因素。就此一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社会矛盾深化，以往隐匿其中的问题也在此时逐渐浮出水面，社会安定面临严峻挑战。
在《财经》跨六省市调研的一份失业报告中揭示了经济增长骤然失速下农民工生存图景：
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2004 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进程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我们知道，中国农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资性收入，以打工为主；二是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指农民获得各种政府补贴和土地流转收益、房租、利息等。20 多年来，中国农民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长，主要靠农民外出务工收入。
2008 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4700 元，其中近40％为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
在江苏省，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53％。金融风暴刮来的经济下行，使得自2004 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骤然逆转，9 亿多中国农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8 年12 月对分布于全国31 个省（区、市）的22000 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同2008 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农民务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降低28.7％；西部地区则下降13.7％。显然，农民的收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的总体消费水平，要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需要我们转变长期以来依靠外贸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以内需的扩大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源泉。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认识到，内需的拉动，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有专家指出，消费不振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仅以2007年为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 亿元，县以下零售额仅14146.3 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1/4 左右，这正是我国内需薄弱的要害之处。所以农民的增收和农村市场的启动对农村乃至国家经济发展都寓意深远。
2 金融危机
背景下农地流转与农民工就业的矛盾与统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经过农村经济发展历史的证明，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度市场化和加入WTO 后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这种经营体制下所暴露出的土地细碎化、不利于集约经营、科技投入和小生产对大市场等不利因素都要求加快农地的流转来改变现在的状态，向农业的现代化迈进，这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题中应有之意。
农业部曾经估算，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就将有近300 万农村劳动力将涌入失业大军。鉴于目前农村、农业有限的承载能力，随着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及其它一系列优势效应的产生必然使得农民工将持续不断的涌现，这是由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这只劳动大军也将会长期的存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当前，要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搞活土地使用权流转， www.qiuzhi56.com 激活农村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农地流转及其市场化是必经的途径。不可避免的，在农地流转的进程中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需要别的产业或是途径的吸纳。
另一方面，当前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自去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步履维艰，东南沿海出口外贸型企业的订单急剧减少，以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企业首当其冲，纷纷倒闭或裁员，在日趋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影响下，农民工失业现象变得日益普遍。原本借助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岗位，使得这一规模庞大的“富余”劳动力隐形于城乡之间不断地迁徙当中。此番经济突然失速，终于使他们以失业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在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照此比例推算，目前已有大约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失业返乡。
矛盾就此显现，一面是土地流转必需的劳动力转移的紧迫，转移渠道不畅，一面是金融危机下的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与否，留去两难。表面上看来，这两者针锋相对，不容协调，但实际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关键就是农地流转的方式及相关政策措施的跟进与农村大环境的匹配。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农地流转模式给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农地流转产生的效益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已不仅仅是简单、纯粹的农业上的高效，它能带动的农业产业的振兴、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农民增收的新亮点、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论是农民工创业还是再就业都创造了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民的减少与转移反过来又会加速农地的流转和农民的增收，两者的契合点就是农地的适宜流转。
3 危机下的契机：农地的适宜流转
3.1 适宜流转的内涵
适宜流转包括四个层面的意思：适宜民心、适宜的流转方式、适宜的流转范围、适宜的匹配政策。首先，农地流转要适宜民心，不能搞强制，要因地制宜，顺应民心，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其次，流转的方式要根据我国农村发展的阶段，采用优势显着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农地流转模式；第三，流转的范围考虑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农村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甚至较大的差距，在农地流转范围和方式上应避免盲目一刀切的做法，只有在当地农村生产力允许的情况下，才可循序渐进地有序流转；第四，流转需要适宜的政策，譬如促进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后加快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加大农村金融支持的政策和措施。农村的发展潜力无限，消费市场也很庞大，在金融危机来袭的当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增强我国经济实力抵御危机方面作用巨大。国家将政策和投资的重点向农村倾斜的情况下，农地的适宜流转有了总体迈进的有利环境，不仅表现为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在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借此变革的机会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以往经济发展模式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谓是危机中寻求稳定和增长，到达新的平衡状态的转折点。
3.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优越性及相关风险分析
几十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被非农利用，土地价值大幅度提升。在这种状况下，土地承包关系变动频繁，村民的土地承包权及其收益很难以土地的实物形态确权到户。他们亟待寻找能更大限度地享受土地大幅度增值的长远收益。再次，由于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产品种植的专业化和区域化提出了土地规模经营的需求，以往那种家庭分散种植的生产格局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村民迫切盼望一种能让他们分享专业化与土地规模经营收益的制度实现。正如戴维斯和诺思所说的那样：“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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